谁是最可爱的中国人

研究一：谁是两岸三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

创新研究一直是我的研究焦点。一次，我在设计中国大学生对创新能力内隐认知的问卷时，在末尾附加上了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谁是古往今来最有创造力的中国人”，不想这个小问题竟极大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令我对中国人对创新代表人物的认知误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的发现表明，在400多名北京、广州、香港和台北大学生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比例远远超过其它人物，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则绝少上榜。我此处地疑问是，这些人入选是因为他们真的很有创造力？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太大了？换言之，什么是这些政治家和科学家入选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影响还是创造力本身？如果是前者，则是对创造力认知的莫大讽刺！因为创造力的表现不能靠社会影响来鉴定的；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创造力该是怎样表现的呢？

研究二：社会影响与创造力，孰先孰后？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第二项研究，先让每人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然后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分别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以此调查了近150名南京大学生。结果显示，在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政治家与科学家果然占主导地位，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等仍很少提及。在给提名人物的打分上，则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普遍高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等人的创造力评分则普遍高于社会贡献评分。

在这里，我进一步的疑问是，这种评分反差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如果是普遍现象，则前者的社会贡献评分都会高于创造力评分，后者的创造力评分都会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如果是个别现象，则其评分会有交叉。

研究三：业绩为先与审美为先，文化归因在哪里？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开展了我的第三项研究。他从以往被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中，依照百分比选定20个突出人物（十个古人，十个今人），并将其分为政治家、科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五类，在广州与香港分别取样了200多名学生为这20人的社会贡献和创造力打分（1分最低，10分最高），我假设上述的评分反差会重现。结果表明，政治家的社会贡献评分果然大于创造力评分，而作家/诗人与画家/艺术家的创造力评分则明显高于社会贡献评分，其中广州大学生的评分结果尤为突出。

对此，我的分析是，中国大学生在判断创新价值时，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多看业绩表现，少看创新能力”，“结果大于形式”，严重缺乏批判思维和独创性。我还以“业绩评估偏向”来概括这一文化归因的现象，它与西方人在判断创新价值时更看重创新的审美价值恰成鲜明对比。但这一假设是否成立，还有待于跨文化研究的确认。

研究四：谁是中、美、德大学生心目中最有创造力的人？

    为解答上述问题，我展开了他的第四项研究，我请朋友分别在美国和德国大学生中取样，也让他们提名3位创造力代表人物，并给每个提名者的创造力和社会贡献打分。在此之前，他的一位同事曾在波兰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发现波兰人提名的创造力代表人物以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为主，政治家绝少上榜。所以，我假设西方大学生对创新代表人物的提名会审美为先，将比中国大学生更多提名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而少提名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等。

我共获取了近300名的美、德大学生。结果发现，德国大学生提名的创造性代表人物果然以哲学家、艺术家为先，政治家、科学家等则排在后面。但美国大学生的提名结果则相对复杂，很多被提名者具多重身份（如政治家、人权斗士），但排名前列没有科学家，也没有艺术家等。对此，我的解释是，德国学生较美国学生更受西方社会之“重审美、轻业绩”之“唯美至上”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更加看重创新表现本身的价值。

研究五：“谁是最可有爱的中国人”——“业绩评估偏向”的影响有多大？

研究进行到这步，我已发现中、西方大学生对于创造力代表人物认知的文化差异，并就其文化归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仍存在的疑问是，如果“业绩评估偏向”是一种文化现象，那么它也应该存在于对其它突出人物的提名上。而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它说明中国大学生对于生命中突出人物的认知实在是太狭隘专一了，它与现代社会人之多元化发展、多重能力培养的潮流逆道而驰。

为了验证这一现象的存在，我开展了我的第五项研究。他分别在西安、广州、苏州、南京、香港等地的大学取样了近3000名大学生，要求大家提名谁是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并给他们予以相应的评分。政治家依然是内地大学生心目中最成功、最可爱、最有创造力和最令人崇拜的代表人物，香港大学生也基本如此，只是在最令人崇拜的中国人提名“三星人物”（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与政治家齐驱并驾。

由此，“业绩评估偏向”的文化现象可谓得到了充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