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心理分析之二：谈李鸿章误国

李鸿章错在念上了“诚字经”

李鸿章早年投笔从戎，屡建奇功，中年出任封疆大吏，推动洋务运动，晚年入值中枢，主持外交，活跃在晚清政坛上长达40年之久，超过了清朝立国以来任何一位首辅人物。但李鸿章一生虽有宠于朝廷，却有愧于国家，一生连签卖国条约，生前生后均遭世人唾弃。

但李鸿章早年也是一条血性汉子，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例如，他曾因为恩师曾国藩待友李元度不公而毅然脱离曾府，也曾因常胜军统领戈登（英国人）不服管治而力除其军权。而面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辱，李鸿章早在1865年就在给朱九香的书信中疾呼：“外国猖獗到这种地步，吾辈如果不迅速求富求强，那么中国将以什么来自立呢！”

李鸿章之所以后来越活越窝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误信了曾国藩的一席话。一次，曾国藩问李鸿章怎样与洋人交涉，李回答不管洋人说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就是说虚夸大言，先声夺人的意思）。曾沉默了很久说：“依我看来，还是在于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也一定会受感化的。”李鸿章听后顿表衷心接受，并此后与洋人交往无不“诚”字当先。

例如，李鸿章在任北洋大臣时，一位德国海军将领到访天津，邀请李鸿章参观他的军舰，李鸿章欣然同意。不巧参观那天刮大风，海上运行不便，那位将领就建议取消此次约会。不料李鸿章为显诚意，毅然携带一名翻译登上小艇到达德舰，令那位德国将领激动万分，对李鸿章说：“中堂真乃守信之人，如此坚毅，实在是可敬可佩！”李鸿章的种种诚信表现曾获得外国列强的广泛赞扬，他们一致视李鸿章为与大清谈判的唯一对手。美国总统格兰特对李鸿章更是惺惺相惜，声称他是远东第一名相。

 李鸿章心误导致政误

李鸿章自从念上了了曾国藩的“诚字经”后，便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心误！就心理学讲，李鸿章的心误是定势思维的典型恶果！所谓定势思维，就是指个人十分明显的认知、判断导向。它会使人看问题十分狭隘、偏面，人不惜否认或曲解事实来自我辩解，思维定势还会使人形成思想僵化，偏听偏信，甚至是自欺欺人。

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公开声称：“办理洋务，以了事为要义”。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在整个事件中，不独有违两国条约，也有悖万国公法，却为了“了事”而曲与周旋，签订了《烟台条约》，满足了英国10多年来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一味妥协求和，甘心出卖国家利益，签订了《中法新约》，使中国虽胜犹败。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李鸿章更是使中国尽失颜面，丢了台湾国土不算，还要赔给日本两亿多两银子！

对于李鸿章的绥靖政策，许多人都坚决反对过，这当中有他的政敌（如左宗棠）、下属（如刘铭传）和朋友（如曾纪泽）。特别是曾纪泽，他虽是曾国藩的长子，却是一个坚决的爱国者。他在1880年出使法、俄，坚决抵抗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在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他也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后来竟因此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他又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最后抑郁而死。而对于朝野的批评，李鸿章一向是既不退缩，也不辩驳，一切我行我素，因为他认定这都是必要的妥协。

李鸿章因为不能“从善如流”，由“择善固执”变成了一意孤行，其心误也在于对骗子讲“诚”字，对强盗讲良心，如此与虎谋皮，何以真正做到“外敦和好？！”其结果只能如《孟子.尽心上》所言：“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李鸿章之恶执不悟，给晚清的中国外交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反之，如果李鸿章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从善如流”来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丘逢甲等人那样敢于向洋人说“不”字，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据说马关谈判时，伊藤博文讥讽李鸿章，出了个“内无相，外无将，不得已玉帛相将”的上联，对此李鸿章出了个“天难度，地难量，这才是帝王度量”的下联。李鸿章甘心“玉帛相将”，也只能自诩“帝王度量”来自我搪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