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者日记——过去二

小时候，对乡下的孩子来说，我是个城市里来的孩子; 对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我是个乡巴佬，我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杂种，其实这也不重要。反正有一点很明确。我就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但好歹我和被寄养的不同的家庭间还有着基本的联系，即：那种靠血液流传的关系。而我，身上流着一种叛逆的血，所以，我应该是被排斥的人。

在城市的弄堂里的孩子们经常聚在一起玩，可是他们会讥笑我是个外地佬，而且因为我跟奶奶住的，而我的奶奶是远近闻名的疯老太太，因为她是旧社会的大小姐，因为文革跳了黄浦江，被救上来后被人称为“神经病大小姐”，所以一般小孩是不带我玩的。我常跟我那个拖着好长鼻涕的，比我小一岁的表第玩，他跟他的妈妈也就是我姑妈总是住在奶奶家，那时很简单我说不带他玩了，他就哭得好厉害，鼻涕拖得更长了；我还会策划把他带上公交车到很远的地方，丢下他后独自回家。我的姑妈会骂我，发誓有机会就要狠狠揍我，然后四处宣言我是个坏孩子。等到过年拖我去见探亲回来的父母。我很难过而且充满仇恨。因为那样的话，我的妈妈就会劈头盖脑地恨骂我一顿，很多次都分不出来，我的痛是一种怎样的痛。    

我尽量不去和孩子们玩耍，我习惯，我宁愿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没事看些闲书或无聊地撕着自己身上的伤口结的血痂，肯咬自己的手指。但是这样也不行，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因为那些评论家亲戚们会很担忧地望着我，会告诉生我的妈妈，说我太自闭，这样下去会傻的。所以看见我一个人发呆，他们满脸的愤怒和惊慌，使我内心得到欣喜和安静。他们大家认为我是无可救药，对我彻底绝望，然后任凭我自生自灭了，最好我父母能早点带我离开上海这个地方。

　　自从懂事起到我上小学，我仍然在奶奶家。后弄堂有个戴老师对我很好，记得她一直带着我去上学，在学校里我是借读生，我努力地象个正常的人一样读书，我甚至比他们更刻苦，我要在老师们面前是一个彻底的另类优良学生，我一次次拼命考，我的成绩总是第一。我的心情因此而愉快，我努力沉积保留这个感觉。对于我的沉默安静和学习使我的那些评论家亲戚们，他们只有在每次发成绩的时候，才会对我有一丝不一样的看法，纷纷拿我给他们的孩子树立榜样！

中学时代有两年半我住在外婆家，借居生涯并没有多久。我住在外婆房间到客厅的过道上，每天摊开和收起张小钢丝床。吃饭都基本是在外婆外公的退休工资，我爸爸妈妈也经常寄些生活费吧。当时小阿姨出嫁了，因为老公在外地上班，一个人常回娘家吃饭，看得出舅妈已经不太高兴，但她绝对是一个不会直接下逐客令的女人。

记得一天小阿姨中班下班回来，把我重被子里拖出来，翻出我枕头下的10元钱，骂我是小偷，我莫名其妙，那是我爷爷给的零花钱。然后，我是不承认错误，辱骂，耳光，下跪。我不服气还手了，那时我阿姨怀孕的。原来是这样我的姨父因此一辈子都会记恨我这个坏孩子。还有我在学校想起自己的不愉快，便会气喘吁吁，即使被送去卫生老师和学校附近的医院夜什么病也查不出……即使，认清形势在外婆家看准舅妈脸色行事及说话，最后一句“不方便留外姓人，负不起这个责任”就收回了我居住的权利，其实那里也确实没有我居住的权利。我很委屈。我没有偷那10元钱，而阿姨不曾给我说话的权利和机会。我知道我也没有什么病，只是有点情绪问题……

多年后，我在偶然情况下才知道，说我偷钱是因为是舅妈的揭发的，阿姨毫不犹豫的就相信了；因为她怀疑我哪里来的钱，因此阿姨就毫不犹豫的相信了。借刀杀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三十六计是可以这样用的。 

小学期间我回到父母的家，离开上海几千里的贵州，坐火车要三天三夜，然后改坐长途汽车，第四天才能到，那个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名字叫小湾。爸爸是那个乡村学校的校长，妈妈是仅有的几个老师之一，我喜欢那个地方，我们住在公路对面一座小山上仅有的房子里，算是老师的宿舍，远远的可看见周围的农舍，公社和道班对，大概要隔开两三里路吧。我们与公路相隔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河跟爸爸下河抓鱼，开荒种地，一周赶一次集；跟农村里的孩子一起玩放牛，打猪草，爬树采桑果，酸枣，钻刺梨棚，打板栗，农忙时节下玉米地镐草；甚至雨季过后对面山上的磷火都很难忘……还有更难忘的是：妈妈怀孕弟弟，还有弟弟尚在嗷嗷待哺期间，我一直是妈妈煞气的对象，几乎每天都要骂我，说我挑食，撒谎，如何的一无是处，无可救药；我跟其他小孩打架了，无论原因结果都我的错，因为我是老师的孩子，回家后她再骂我打我。我很委屈。打人或者被打都是错的。我该怎么办？爸爸对我的袒护致使妈妈更加的不满，对我的骂打不断加剧，因此妈妈总吵着要跟爸爸离婚……